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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世界,是可能的
    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世界,是可能的

    自杀与其他死亡方式不同,表面是主动,是「选择」结束生命。与之连结的想像,是某种性格典型:懦弱、不理性、不正常,当然还有最常见,最轻易的,抑郁症。


    把自杀归因并等同成「病」,就好像编织物背面的错杂线头,明明牵扯庞大社会因素,却刻意被视而不见——固执地阅读所有反证,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观念,转换成提倡精神健康,从而掩盖种种生命真相。


    我们每人都是个体,根本不能斩钉截铁下定论。但偏偏,人们总爱站在发言的位置,将问题归究个人,标籤,把他们圈起,然后以直线因果去堵住种种複杂思考。在此脉络之下隐去了深层隐微的权力运作,毋宁就是blame thevictim。


    我不是在鼓励自杀。只是,如果我们看不到死者生前所受之苦,那就等于,他们死后依然受着暴力。常常记起《卢麒之死》中的两句话:


    无法说卢麒是自杀,也无法说是他杀,死亡有『第四可能』。原因不明,存疑记录。


    非死不可,只能如此。


    无法说是自杀,也无法说是他杀。我们都害怕第四可能。


    一个人身处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,及其被掩盖生命史[1],对我来说,就是非死不可,只能如此的,第四可能。


    拒绝理解:退化成一只单细胞生物

    归因,是典型现代医学思维下的产物,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治疗,而不是理解。大江健三郎《换取的孩子》[2],黄碧云《卢麒之死》可说是以文学方式为自杀「寻蹤」。虽说书写没有通往所谓真相,但由此,我们看到社会的隐性暴力,及对悲剧应有的理解。


    孟克的《吶喊》巨大而无声,想是每个血肉之躯都经历过的情感状态。可是,在远离情感的时代,个体所有失落挫折,都被框架成病理修辞;所有社会问题,都被纳入为情绪问题(而不归入社会结构与权力关係问题),而情绪,亦只会被病理化,令情感无处安放,同时隐没社会真相。杀人不用见血。贝拉迪(FrancoBerardi)的《英雄:大屠杀、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》便说过,现代人在资本主义下所面对的困境,令许多暴力或邪恶有犬儒的意识形态及合理化的藉口。


    身而为人的悲哀,并不是处事之难,而是对生命的漠视。漠视,僵滞,继而渐渐腐化。但当然,我们可以继续别过头,拒绝理解,像退化成一只单细胞生物,那幺一切就可以视而不见——包括自己,以及社会上每个活过,和活着的身影。


    〈生活〉:网,怎样的社会让人活不下去

    北岛的单字诗诠释了人的生活状况:网


    网,错综,被束缚,如同一个人的生命结构,及社会的共犯结构。


    卡在这样一个强大而不解的威权社会,就如民困愁城[3],并非凡事都是病。而自杀,也不是一种「选择」。将一切病理化,亦等同无视社会的结构问题。


    现代自杀学之父史奈曼(Edwin S.Shneidman)认为,「最危险的字是『惟一(only)』,当人认为自杀是惟一选择时,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。」但既是惟一,又何来选择?这样说或有点粗疏,但能否这样理解:昔日相信的种种事物,如公义、自由、情操、原则、爱及更多价值被悄悄抹掉。城市像一场病变(不是人的病变),一撮人投机取巧金钱至上,一撮人渐感平庸无力摊薄反抗力量。善感的人易对自身及整个世界质疑,郁闷,痛楚,如在心里埋下计时炸弹,由点点无力的小爆炸开始,感到沮丧,慢慢积成绝望[4],最后逼入绝路。像石田彻也冰冷的画:人成为机器,被困在生鏽机械,被画成工具画成家俬。孤立,被切断,被箝制,无法解脱,宛若一切徒劳,最后在社会结构里卡死。但一切,依旧阴森冰冷。丛林的秩序,也更加巩固。


    正能量:冇勇气,大把人惨过你啦

    一直以来,很多人都习惯一种「既然有勇气去死,点解冇勇气生存」的说法。针唔拮到肉唔知痛,一个人的苦难与挣扎,不是一句「勇气」就可以穿越的。这种反客为主的论调背后,突显的是「食盐多过你食米」的优越感;「人生胜利组」的傲慢麻木;或更甚,深层的权力秩序。我们社会的畸型文化。


    性格特质与社会结构的关係并非二元对立,但人们总倾向将社会问题标籤成个人问题。因为victimblaming很安全,不幸只会发生在「有问题」的人身上,这样便成功把自己区隔,并同时区隔同理和爱。


    还记得「办法总比困难多──爱惜自己爱惜家人」这个广告吗?广告中有三位曾经克服困难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[5],并高呼「加强正向教育,关心精神健康」之类的口号,再配以「精彩人生由我选择」的tagline,当然,还附上求助热线——这是我们政府的「处理方法」。


    原来,珍惜生命是建基于「大把人惨过你」,困难可以简化为不够「正能量」,就像书店非常畅销的self help书,以几条速成公式指导你如何解决问题。再透过主流体制的「关心精神健康」抽离责任,使不同个体成了一种讲法底下的同一种人。最后,用一句「由我选择」跳过原因(因为self help就可以)——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取消问题,又或者消灭提出问题的人。


    人不是电池,情绪不只有正/负,更多是模糊,混杂。正如写这文章时,我至少经历着希望、感谢、疲累、沮丧、思念,来来回回。现象并非一朝一夕,简化或避而不谈正揭示出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——一种排除异己,无眼见乾净盲的意识型态。这绝不是理解,而是无知亦凉薄的,假帮助。


    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世界,是可能的

    摊开手掌,掌纹错综交叠,人人不同,有血有肉,怎能如此轻易归因与指摘?或许这是基于一个前设:是他,不是我。


    的确,自杀这话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太複杂,太敏感,太沉重。故每当悲剧发生,人们便急着找出一个说法。但一个又一个生命这样死去了,他们生前的绝望被埋没、扭曲,量化成具体数字,概括成空泛无力的「自杀现象」。


    常常觉得,在奋力守护一样事物之前必须先爱上它。但生命,并不是一个人自身的正/负极互相战争,也无法单靠「爱」取胜,它需要更强大的,正义。如果我们相信生命可贵,相信人人平等,其实就没有谁的生命价值比谁的较高或较低(套用JudithButler的话,即脆危的生命(precarious life)与可活的生命(livable life) [6])。生命需要条件才能活,创造与维护这些条件,是我们的共同责任,惟有这样,才可活下去——或者相反,没有条件,活不下去。


    我记得去年读到黄碧云这段文字时深受震动:


    自杀是最强烈的抑郁:我活不下去了,生命那幺丑恶,你们每一个还生活着的人是那幺丑恶。

    自杀令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人羞惭:你说你说,你的生命有何价值,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。

    我们还可以怎样回答[7]。


    是的。我总是活得羞愧。


    这个世界,有很多人活不下去。但,我至今仍觉得,一个可以活下去的世界,是可能的。


    [1]早在1897年,涂尔干《自杀论》已将自杀放诸整个社会层面来看,以宏观社会学(Macrosociology)解释自杀行为,而不单单视为孤立的个人动机。


    [2] 当年伊丹十三自杀之后,媒体说他因为婚外情而羞愤自杀。大江健三郎质疑此说,因为他跟伊丹交情极深,却不知他为何自杀。媒体却说得言之凿凿。于是,他写了《换取的孩子》,藉以表达伊丹不是社会所说的因婚外情而自杀,他认为人的自杀背后必定有更沉重,更难以解释的理由。


    [3] 借用了甯应斌、何春蕤:《民困愁城:忧郁症、情绪管理、现代性的黑暗面》


    [4] 加州大学的Jonathan Turner长年研究集体情绪。他指出正面情绪有助社会团结及维繫共同的道德感,但负面情绪如愤怒、恐惧,多出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与有违良知,直接情绪会转化为更複杂的「进级情绪」,一则化为强烈的变革诉求,二则压抑为强烈的无助感与疏离感。转引自马杰伟〈香港重现「跨境文化政治」〉,《边城对话:香港.中国.边缘.边界》。


    [5] 经历婚姻离异的艺人谢宁、癌症康复者保龄球运动员胡兆康,展能艺术家杨小芳。


    [6] 911事件之后,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: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Violence谈及生命的脆弱与无常,书中以众生平等的立场,要人们承认生命脆危,这亦是承认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。


    [7] 黄碧云〈无人相认〉,《明报》世纪2008年11月4至7日连载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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